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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衰落，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化地区，如美国的底特律、芝加哥、克利夫兰、巴尔的摩，英国中部城市如曼彻斯特、赫尔城、纽卡斯尔，德国的鲁尔区和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经历了以工厂倒闭、失业率高和基础设施重大衰退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

这场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空间危机。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导致许多大城市衰落；

第二，经济危机导致劳资矛盾激化；

第三，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盛行，一些城市在成为全球城市过程中出现“二元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新的阶级对立和社会空间极化并伴随阶级、种族冲突和空间士绅化的过程。

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全美投特朗普的县的数量是2584，这些县的经济总量只占美国的三分之一多，而投希拉里的县占了GDP的近三分之二。

大城市基本都在投希拉里，但特朗普赢得了农村和中小城市的支持。因为美国很多中小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产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这导致这些城市不断萎缩，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当时特朗普提出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口号——引导制造业回流，所以他们都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这些投票给特朗普的中小城市，大多是美国的“铁锈地带城市”。

铁锈地带指美国五大湖和东北部的老工业基地在经历了重工业化时期的繁荣后走向衰落，大量工厂倒闭，到处是闲置厂房和被遗弃的锈迹斑斑的设备。包括底特律、克利夫兰、水牛城、芝加哥等城市。在英国，指西起利物浦东到赫尔城的中北部地区，主要是工业化时代发展起来的曼彻斯特、谢菲尔德以及更北一些的纽卡斯尔、桑德兰、米德尔斯堡等。

这些城市衰落的原因，我归纳为三个。

一是衰落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比如耐克在美国雇一个人可能需要四千美元，但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生产，成本就会少很多，这是一个很正常现象。

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服务经济时代。一个世纪前，城市集聚经济的主要优势在于利用各种低成本，沿海便利性和内河航运；靠近资源产出地；大量蓝领工人。而今天，领先城市的优势在于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集聚，互相学习促进信息交换和知识外溢。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

但是有一些小的局部地方复兴了。一个是波士顿，因为这里有很多著名的高等学府，依托人才优势，这个地方复兴了。还有很小的地方叫匹斯堡，这个地方有一所大学叫卡内基梅隆大学。

二是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

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底特律、曼彻斯特、马赛和鲁尔区，甚至是名古屋和大阪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工业移到外地或海外；服务业获得了发展机会，这些专业性的服务控制了产业转移的节奏，很多本地企业把总部的部分或者全部服务功能转移到了临近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东京，导致“腾笼换鸟”的果实被摘。锈带城市人口减少都很严重，比如底特律最巅峰时曾是美国第三大城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大概有300多万，但现在只有一百多万，大概减少了70%。

三是制度活力不足。

为什么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反而越来越差，人口流失也越来越严重？一种视角认为这些地区往往忽视一些结构性或者制度性的发展因素，比如经济的多样性、产业升级动力不足、制度僵化、创新活力不够、社会流动性不足，而发达地区比如中国长三角在这些方面更有优势。

最后讲讲贺州。

清华大学一位老师在1991年写了一篇文章，他对中国的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那个时候贺州在国内城市中排在21名，同时期的杭州是17名，深圳排18名。30年前，排在贺州后面的苏州（第32名），现在GDP规模已经排到全国第7位。

30年后，贺州与这些城市比已经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了。但即便是这种情况，我们城市里还有很多人在为贺州排在全国40多位而沾沾自喜！

这种对比，应该让贺州更有危机感！

我觉得美国和英国完全不存在给中国提供任何成功经验的地方，反而它们失败的案例非常多，很多城市转型根本转不过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伦敦、纽约曾经陷入了衰落，但现在两座城市发展得很好，那是因为它们集中了整个国家的力量才摆脱衰落而发展起来的。

反过来看，贺州具备这种优势吗？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追求提升第三产业比重，但并不是说第三产业比重越高就越好，广州第三产业比深圳高很多，但创新能力却比深圳差很远。因为，第三产业有很多是非常low的，广州有很多批发市场在天河区，这些都是第三产业。但你能说这些第三产业就一定比造大飞机、造特斯拉更先进吗？所以，并不是第二产业就一定比第三产业low，你要看第三产业技术含量和创新所占的比重有多少，这一点很多城市都意识到了。

我觉得南方很多城市，像苏州这些地方在发展制造业上的一些做法，很值得贺州去借鉴。